1938年12月27日，鲁中的冬夜格外寒冷。就在这一天，八路军山东纵队在山东正式宣告成立最大最正规股票配资，一支两万余人的抗日劲旅自此登上历史舞台。很多年后，人们提起这支部队，往往记得“山东纵队”这个名字，却未必说得清它最初那八个支队的来龙去脉，更谈不上每个支队背后的那些人物和经历。
有意思的是，这支纵队真正的根脉，并不在成立大会的会场上，而是在徂徕山、黑铁山、天福山这些山头上，在泰安、胶东、鲁西南这些不断冒出枪声的地方。那里，早在1937年底，就已经聚拢起一支又一支抗日游击队。正是这些零散却顽强的队伍，被一步步整合，最终形成了山东纵队八个支队的基本架构。
要弄清“八个支队、谁任其职”这个问题，时间线还得从1937年10月说起。从日军侵入山东，到山东省委发动武装起义，再到中央派员入鲁统一指挥，八个支队的司令员和政委，并非简单的任命名单，而是那段岁月中层层选择、不断淘汰的结果。这些人，有人后来授衔中将，有人成为开国少将，也有人牺牲在抗日战场或者积劳成疾身亡，但在1938年底，他们的共同名字只有一个——八路军山东纵队各支队主官。
一、从游击队到纵队：山东抗战武装的整合
1937年10月，日军开始大举侵入山东。齐鲁大地局势骤然紧张，中共山东省委在极短时间内做出决断，在徂徕山、黑铁山、天福山一带发动武装起义，组织起数十支抗日游击队。这些队伍规模不大，装备也谈不上精良，却在日军尚未完全站稳脚跟时，把枪打响了。
不久之后，局势出现了一个关键转折。1938年初，时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在战局压力下南撤鲁南，鲁中、鲁北一线出现了权力真空。就在这一空档期，活跃在各地的抗日游击队逐步接管地方武装控制权，齐鲁抗战局面开始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倾斜。
在这些队伍当中，由黎玉创建的山东抗日游击队是最具代表性的力量之一。1937年10月，这支队伍正式形成，成为山东各地抗日武装的骨干。虽然名称叫“游击队”，但从一开始，它的建设思路就偏正规化：既讲究军事打击，也注意政治工作，已经初具一支地方主力部队的雏形。
时间来到1938年中，中央对山东抗战形势格外重视。中共中央派张经武、江华等人赴鲁工作，负责代表中央统一协调和领导山东各路抗日武装。根据中央有关部署，原本松散的“山东抗日游击队”，逐步被整合调整，准备纳入八路军序列之中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山东纵队的框架一点一点被搭起来。
1938年12月27日，八路军山东纵队正式成立，归中共山东省委领导，全军两万余人，辖第2、第3、第4、第5、第6、第8、第12支队以及陇海游击支队，共八个支队。这八个番号背后，不仅是八支成分复杂的部队，也是八对“司令员＋政委”搭档的组合。不得不说，这种“军事＋政治”的领导配置，在后来的作战和根据地建设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。
二、鲁中鲁南与黑铁山：2、3、4支队的主心骨
先看第2支队。它的基础主要来自沂水、临沂等地的抗日武装，成分以鲁东南地方武装为主。第2支队成立时，司令员由刘涌担任，政委是景晓村。这一“刘景组合”，后来在鲁东南颇有名气。
刘涌，1929年参加革命，早年在红一军团中从事政治和军事工作，先后任红1军团第2师宣传队分队长、红1军团第1师1团特派员等职，经历过长征考验。抗战爆发后，他受命来到山东，出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2支队司令员。郯城、沂南战役中，他指挥部队对日伪多次主动出击，将原本规模不大的队伍扩展到四千人以上，在鲁南一带打出了声势。1951年，他出任华东军区装甲兵司令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，成为新中国装甲兵的重要创建者之一。
与刘涌搭档的景晓村，是地地道道的山东章丘人。他早年担任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4支队政治部副主任，在徂徕山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第2支队组建后，景晓村长期活动在鲁东南地区，既主持政治工作，又直接参与根据地建设。后来，随着山东抗日根据地扩大，八路军渤海军区正式成立，他又被任命为渤海军区政委，成为山东抗战政治系统中的关键人物之一。
第3支队的故事，则要从黑铁山起义说起。黑铁山位于鲁中北部地区，地势险要，是当时敌我争夺的重要区域。马耀南领导的武装在这里打出旗号，原本是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3支队，整编后成为山东纵队第3支队。支队成立时，司令员由马耀南担任，政委是霍士廉。
马耀南是山东长山人，在当地威望极高。抗战前，他已经投身革命武装工作，起义之后，他率领部队沿津浦线多次袭击日军据点和交通线，严重扰乱了日军在山东的推进节奏。1939年7月22日，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“扫荡”，在桓台牛王庄附近，马耀南在突围战斗中不幸牺牲，年仅37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的两个弟弟马晓云、马天民后来也都战死抗日战场，一家三兄弟全部牺牲，这在当时并不多见。
与他搭档的政委霍士廉，出身并不显赫，但资历很深。他27岁入党，历任中共清河县特委书记、鲁中区委书记、八路军山东分局秘书长等职。第3支队整编时，他负责政治建制和干部调整，为部队的稳定发挥了实际作用。1949年山东全境解放后，霍士廉担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，成为正部级干部，说明他不仅在战争年代有能力，在地方政务方面同样受到重用。
第4支队的来源比较特殊，它以泰安抗日游击队为基础，集合了多路力量。整编后，第4支队司令员由廖荣标担任，政委是林浩。这一组合，一位是从中央苏区一路走过来的老红军，一位是山东本地的老革命干部，两人的背景差异，反而形成了互补。
廖荣标，江西赣县人，是典型的红军出身干部。他曾在红3军团5军1师1团任连长，在湘赣独立第1师第2团任连长，在长征后又在陕甘支队第1纵队担任连长。抗战爆发后，他被派往山东，先在长山地区参与发动黑铁山起义，又参与泰安一带抗日武装的整顿，曾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5军军长。山东纵队成立后，他出任第4支队司令员。1955年授衔时，廖荣标被授予中将军衔，是山东纵队系统中军衔最高的一员。
林浩，则是山东抗日游击队的创始人之一，早年担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，对山东党组织建设非常熟悉。徂徕山起义后，他转战胶东、平度等地，组织游击战争，为扩大山东抗日武装打下基础。与廖荣标搭档期间，他负责第4支队的政治建设、干部选拔和地方关系协调，使这支部队能在泰安、鲁中一带站稳脚跟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林浩出任南京高等军事学院政治部主任，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。
三、胶东与泰西：5、6、8、12支队和陇海支队的将帅
视线转向胶东和鲁西。山东纵队第5支队，是由胶东地区的武装整编而成，主要活动区域在烟台、莱阳一线。第5支队成立时，司令员是高锦纯，政委由宋澄担任。
高锦纯在陕北红军时期就已经是重要骨干，被认为是陕北红军的创建者之一。抗战全面爆发后，他从陕北奉命赴山东胶东，出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3军总指挥。山东纵队成立后，他顺势担任第5支队司令员，在胶东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过程中，发挥了中坚作用。胶东山多路险，日伪势力较强，第5支队在这种环境下能够站住，是高锦纯这一代红军干部经验与韧性的体现。
宋澄则是地道的山东本地干部。第5支队组建后，他一方面承担政工任务，一方面参与胶东根据地的具体建设，后担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宣传部副科长，主要负责宣传与群众工作。遗憾的是，长年奔波以及战时条件艰苦，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。1941年，他在鲁南抗日根据地因积劳成疾病逝，年仅31岁，这在纵队政治干部中是一个颇为惋惜的例子。
第6支队则立足泰西地区，以泰安夏张镇组建的武装为基础，是鲁西一带的重要力量。第6支队成立时，司令员由何光宇担任，政委是张北华。
何光宇，湖北大悟人，早年参加鄂豫皖苏区的革命斗争，曾任红4军第13师39团连长、红15军团司令部管理科科长，是红25军系统中历练出来的干部。长征后，他辗转到达陕北。抗战爆发后，根据中央部署，他被派往山东泰安，在泰西地区组织抗日自卫团。1938年山东纵队成立时，他被任命为第6支队司令员，负责整合和指挥泰西一带的抗日武装。1955年授衔时，他被授予少将军衔，成为出身红25军、又长期在山东作战的代表人物之一。
张北华曾任山东临时省委书记，长期从事情报、组织和地方工作。抗战爆发后，他在党组织营救下出狱，随即担任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主席，直接参与武装工作的领导。山东纵队成立后，他出任第6支队政委，起到把地方党组织资源与武装力量结合起来的作用。这种安排，在当时相当具有代表性：地方书记转任部队政委，既熟悉群众情况，又能保证党的领导。
第8支队和第12支队，主要源于鲁东游击队扩编而成，活动地区集中在鲁东沿海和内陆结合部。
第8支队成立时，司令员是马保兰，政委为张文通。关于马保兰，公开资料相对较少，可以确定的是，他出任第8支队司令员后，长期活跃在鲁东地区，对维护鲁东沿海抗日阵地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政委张文通是山东寿光人，在鲁东游击队创立时，就已经担任副政委，同时兼任第8支队政委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张文通所在的鲁东武装，较早打出了“八路军”的旗号，他本人也因此被称为山东省内最早打出八路军旗号的将领之一。解放后，他曾任中央粮食部办公厅主任，属副部级干部，这一安排反映出他在组织协调、行政管理方面的能力。
第12支队的领导班子中，司令员由董慕仲担任，政委则是张刚。两人同样来自鲁东地方武装，有较深地方基础。第12支队负责的是鲁东一部分腹地，根据地内既有山区也有平原，部队既要打击日伪，又要防范敌后“扫荡”，任务相当艰巨。虽然公开资料中对董慕仲、张刚的记载不算多，但在当时，他们承担的职责并不轻，支撑起鲁东基础防线的很大一环。
在这八个支队之外，还有一个带有鲜明特点的番号——陇海游击支队。它也是山东纵队扩编出来的部队之一，主要任务是牵制和打击陇海铁路沿线的日伪力量。陇海线从徐州向东延伸，对日军来说是一条至关重要的补给通道，对我军而言，则是必须不断骚扰、反复破击的目标。
陇海游击支队成立时，司令员是钟辉琨，政委是梁海波。这一“钟梁组合”，后来都在解放战争乃至建国后有各自的发展。
钟辉琨是江西宁都人，早年参与宁都苏区建设，曾任宁都县苏维埃政府军事科科长。红军时期，他在红3军团补充第3师3团任连长，后来又在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717团担任连政治指导员，属于“军事＋政治”双重经验的干部。到山东后，他全程参与了山东前期的抗日斗争。解放后，他担任平北军分区副司令员、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
梁海波，湖北黄陂人，是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年轻将领。早期在红军中担任连长、营长，作战经验丰富。进入抗战阶段后，他被中央派到胶东工作，随后出任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旅十三团团长，之后又担任陇海游击支队政委。1941年5月，在攻打海阳发城的战斗中，他率部冲锋时不幸牺牲，年仅24岁。一个24岁的政委战死前线，在当时虽然不是孤例，但这种牺牲的沉重分量，很难用简单的文字概括。
四、八个支队背后的格局与人物去向
梳理完这八个支队的司令员和政委，再回头看1938年末的山东纵队架构，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：这支纵队的主官成分极为多元。既有来自中央苏区、鄂豫皖苏区、红四方面军的老红军指挥员，也有山东本地成长起来的地方干部，还有一批从党务系统转入军队领导岗位的政工骨干。这样一种组合，在战斗队形上并不整齐，却很符合当时山东抗日斗争的实际需要。
从职务变动和后续走向看，八个支队的主官大体有几种结局。部分人在抗战时期战斗牺牲，比如马耀南、梁海波，他们的名字更多地留在烈士名录和地方传说之中。也有人因长期劳累、医疗条件有限在根据地病逝，如宋澄，这一类干部往往默默无闻，却在政工和组织工作中付出极多。
另一些人，则随着战争推进，走上更高层级的指挥岗位。廖荣标从山东纵队第4支队司令员，后来成为中将军衔的高级将领；刘涌从鲁东南的支队司令，转而负责华东军区装甲兵建设；林浩、何光宇、钟辉琨等人，分别在军队和地方系统担任重要职务，成为各自领域的骨干力量。
有一件事，值得单独拿出来说。八个支队中，后来授衔的将领里，有一位中将、四位少将：中将廖荣标，少将刘涌、林浩、何光宇、钟辉琨。这一数字，在全国范围看并不算惊人，但结合山东纵队当年的环境，就颇有意味。当时的山东，是华北战区中日军“铁壁合围”设想中的关键一环，敌情复杂、环境恶劣，能在这种条件下成长并保留下来的干部，本身就经历了极其严苛的筛选。
试想一下，当1938年冬天那些身着灰布军装的干部站在一起时，没有人会去想十几年后授衔时的军衔高低，更不会预料谁能走到战争终点。对他们而言，当务之急只有两件事：一是把散乱的武装尽可能整合起来，形成有战斗力的八个支队；二是在日军步步紧逼的情况下，守住山东这块抗日根据地的基本盘。
从组织结构上看，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时，将各地游击队归并为2、3、4、5、6、8、12支队和陇海游击支队，本身就是一次政治与军事双重整合。每一个支队的司令员与政委搭档，既要能打仗，又要能做工作，还得懂如何在复杂的敌后环境中生存下来。比如第6支队，以泰西抗日自卫团为基础，司令员是红军老战士何光宇，政委则是原省委书记张北华，这样的组合，保证了这支队伍既有严格的军事纪律，又能在地方社会中争取到足够的支持。
再看鲁东的第5、第8、第12支队和陇海游击支队，它们共同特点是：地域性很强、战场环境多变。胶东沿海地区，既有日军海上威胁，又有内陆据点压力；陇海沿线，则牵涉到铁路、桥梁和交通枢纽的破袭，容不得半点失误。在这种场合，像高锦纯这样经验丰富的老红军，张文通、董慕仲这样地方出身的干部，以及钟辉琨、梁海波这样的“红军＋八路军”复合型指挥员，就显得尤为关键。
不得不说，正是这些人，在1937年至1939年这段格外艰难的时间里，为山东抗日武装撑起了骨架。八个支队，不是简单的番号堆砌，而是一整套指挥、政工、地方关系交织在一起的系统。有人掌舵，有人打前锋，有人做统战，有人专门处理与地方武装、民间力量的关系。这样的格局，使得山东纵队不仅能打硬仗，还能在敌后的土地上扎根。
如果只从结果看，人们容易记住那些授衔的将领名字，容易关注谁的军衔更高、职务更大。但回到1938年的那个冬夜，八路军山东纵队刚成立时，现实远比后来回忆要粗粝得多。那时的八个支队，武器装备参差不齐，人员构成复杂，敌军压力巨大，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一定活着看到胜利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当今天再去追问“八路军山东纵队刚成立时，八个支队的司令员和政委都有谁”时，答案不只是几行简短的名字和职务最大最正规股票配资，而是背后那一整段在枪火、寒风与不确定中一点点走出来的历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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