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乾隆五十八年(1793年)好股配资网,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来到中国,以祝寿为名拜见乾隆帝。这是清朝和大英帝国第一次正式外交谈判,在中外交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当时,已经80多岁高龄的乾隆帝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处在历史的旋涡之中,在他看来,英吉利国王诚心向化,实在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。
这使得双方的交流从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“误会”的色彩。

1
英国人来华的主要目的就一个:贸易。
清廷自认是天朝上国,地大物博,仅留广州一地与“蛮夷”通商,英国人来做生意,处处受限。为了打动乾隆,马戛尔尼准备了非常多的礼品,除了贵重之物外,还有像天象仪、太阳系仪、地球仪、闹钟、手表、火炮、望远镜这样的科技产品。
在英国人眼中,礼物是潜在的商品,但在中国人看来,不过是贡品罢了。这些玩意确实精巧,可有什么用呢?
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前夕,英国方面先命人向两广总督呈交了一份公函,说明遣使意在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,目的是开放广州的贸易。两广总督郭世勋看到此文,大概率会觉得洋人什么都不懂,中国的皇帝怎么会与蛮夷国王平起平坐、对等商谈?于是他浅浅“翻译”了一下这份公函,上报给朝廷。
乾隆看到的译文大概是这样的:英国国王听闻天朝大皇帝八旬晋二大寿,不能进京祝贺,惶恐不安,于是备下重礼,呈给皇帝。愿皇帝准许两国永远交好,英国国王感激不尽。
郭世勋还上了一道奏折,拍乾隆的马屁,说英国来朝是千古未逢之盛事,满朝大臣纷纷附和,乾隆心里乐开了花,允许马戛尔尼使团入京,并安排沿海各省官员注意接待。
来京途中,马戛尔尼发现船上被清朝官员插上了“英吉利贡使”的旗帜,他当即提出抗议,明确声明自己是英王派出的平等特使而非“贡使”,但为了与皇帝见上一面,他也只能暂时隐忍,尽力维持自己作为英王特使的尊严。他多次拒绝向清朝官员行叩头、跪拜之礼,乾隆起初极为不满,只是为了不影响祝寿事宜暂未强硬逼迫。
但双方围绕觐见礼仪的争执始终没有平息,乾隆越发担忧英国使臣不肯臣服,这难道不是对天朝皇权的冒犯?他通过官员明确传达立场:朕乃天下共主,无论使者还是英国国王亲临,都需行三跪九叩之礼,马戛尔尼坚决不同意,坚持以单膝下跪的英式礼仪觐见。一直到会见前夕,双方仍在反复交涉。此时,乾隆已是由喜转怒,下令限制使团的出行自由,并降低他们的伙食标准。
乾隆五十八年(1793年),乾隆在热河避暑山庄万树园接见了马戛尔尼。马戛尔尼是否行了跪拜礼,中英双方各有说辞,实则最终达成妥协,他以单膝下跪之礼完成觐见,并如愿递上了英王的书信,提出了通商的请求。直到这时,乾隆才彻底明白马戛尔尼来华绝非单纯祝寿,其提出的通商请求本质上是想要突破清帝国的朝贡体制。

2
尽管双方争执不断,但宴会依然是其乐融融的。
双方互换了礼物,乾隆赠给马戛尔尼一柄玉如意,要他转赠给英国国王,接着又赐给他一件如意。马戛尔尼献给皇帝两个镶着钻石的金表,英国副使斯当东则呈上了两只汽枪,他打量着这位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,内心十分感慨:“自始至终皇帝看来非常愉快自如,绝不像外间描写的那样阴郁沉闷。他的态度很开朗,眼睛光亮有神。”
然而,双方因为语言不通交流起来特别麻烦。乾隆询问使团中有没有会讲汉语的人,却惊讶地发现有位12岁的少年能够说汉语。
原来,这位少年是副使斯当东的儿子。斯当东曾在欧洲寻找会讲汉语的中国人,只找到了一位“李先生”,担任使团的翻译。他的儿子小斯当东对中文十分感兴趣,在使团穿越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旅程中学会了书写工整的汉字,并能简单说点汉语。
到广州时,斯当东发现“他(小斯当东)肯定没有成年人那么刻苦,但他感觉敏锐,口齿更加灵活,结果证明他已经算是一个较好的译员了”。于是,李先生和小斯当东成为英国使团仅有的译员,所有最重要的觐见都由李先生和小斯当东做翻译。
乾隆十分喜爱这位聪明的小男孩,他把小斯当东叫上前来,让他说几句中文,小斯当东对答如流,引得乾隆龙颜大悦。乾隆欣然从自己腰带上解下一个槟榔荷包,送给小斯当东。
荷包不大,黄色丝绸质地,绣有一个五爪金龙,是身份的象征,更重要的是,这是乾隆的亲近之物,意义重大。

当时,槟榔在皇宫非常流行,北京故宫博物院便收藏有清宫的槟榔、槟榔片、炒槟榔等文物。荷包,作为皇亲贵胄的饰品,常见的就有香囊、烟荷包、槟榔荷包等。要是不爱槟榔,乾隆帝怎么会随身携带一个槟榔荷包呢?
乾隆还曾在宫中做了三件精美的伊斯兰白玉盒,用于盛放槟榔,至今白玉盒还被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
对于这个寄托着皇帝爱好的槟榔荷包,小斯当东当然明白其中的意义。据他回忆,“皇帝赠我父亲一块与大使一样的玉石,解下他身上的一个黄色荷包送给了我——特殊恩典。”
雷霆雨露,俱是君恩。乾隆很快打发这些英国人回国,丝毫不想提通商一事。对于两个相互疏远的大国,要想一下子达成某种共识是不可能的。
在马戛尔尼黯然回到广州的路上,乾隆下令官员安抚英国使团,主要的方式就是提到皇帝的赏赐,让他们不要太过害怕。或许,小斯当东看到手中的槟榔荷包,便会感受到这位八旬老人释放的一些善意。
3
槟榔,作为一种南方的特产,很早就风靡全国了。上至帝王将相、文人墨客,下至黎民百姓,都钟爱它的风味。

东汉时期,出身岭南的杨孚将自己家乡的槟榔写进《异物志》之中,即“槟榔,若笋竹生竿,种之精硬,引茎直上,不生枝叶,其状若柱”。
当时,中原地区的人们对岭南还很陌生,自然将槟榔视作远方的稀奇水果,就像椰子、龙眼、荔枝一样。
至两晋南北朝时期,槟榔进一步内传。北魏杨衒之的《洛阳伽蓝记》记载,吴人喜欢“手把豆蔻,口嚼槟榔”,说明槟榔已经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流行“零嘴”。
刚开始,槟榔在贵族和士人之间流行。比如《南史》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,南朝宋的开国大臣刘穆之早年家贫,曾在妻子江氏娘家求食槟榔遭妻兄戏谑,嘲笑他竟妄想索要只有名门贵族才能享用的美味。后来,刘穆之辅佐刘裕开创基业,官至丹阳尹,反常地提出请江氏兄弟一聚,妻子江氏疑其欲报复,甚至声泪劝阻。刘穆之却说:“本不匿怨,无所致忧。”意为不隐藏内心的怨恨,便不会积累精神负担。在宴聚过后,刘穆之“以金柈贮槟榔一斛以进之”,送给江氏兄弟一大金盘子槟榔,彰显出了自己早已不同于往日的身份地位,通过这种坦荡直率的方式,有力地回应了当年的嘲弄。 刘穆之到妻家讨要槟榔,其实是南方的习俗。西晋嵇含在《南方草木状》写道:“彼人以(槟榔)为贵,婚族客必先进,若邂逅不设,用相嫌恨。”可见,槟榔及其风俗已经走进了士人的生活。
宋代之后,槟榔飞进了寻常百姓家。如北宋泉州设市舶司后,便出现“琼人以槟榔为命,产于石山村者为最良,岁过闽广者不知其几千百万也”的现象。再如南宋《岭外代答》所书“自福建下四川与广东、西路,皆食槟榔者。客至不设茶,惟以槟榔为礼”。
到了清代,槟榔又在北京大火。由于远离产地,北京只有干槟榔,但贵族和士大夫非常喜爱,时常嚼食。《红楼梦》第64回写道:“贾琏因见二姐儿手里拿着一条拴着荷包的绢子摆弄,便搭讪着,往腰里摸了摸,说道:‘槟榔荷包也忘记带来了,妹妹有槟榔,赏我一口吃’。二姐道:‘槟榔倒有,就只是我的槟榔从来不给人吃’,贾琏便笑着,欲近身来拿。”
可见,槟榔架起了横跨帝王将相、文人墨客、市井百姓的桥梁。无论是在婚丧嫁娶之中,还是在社会交际方面,它都是待人接物的贵重之物。
4
乾隆,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,于1799年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程。
他的儿子嘉庆帝继承了父亲对槟榔的嗜好。嘉庆九年(1804年),嘉庆皇帝给粤海关监督延丰的奏折批注道: “实心勉力裕国,通商一切要务随时密奏。朕常服食槟榔,汝可随时具进。”(源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:《宫中朱批奏折》)国事在前,私事在后,可见槟榔在嘉庆皇帝心中的地位。
一年之后,他再度提醒刚到任粤海关监督的阿克当阿:“要紧贡物,遵循旧例,不必增添,一切勉之。惟槟榔一项,朕时常服用,每次随贡呈进,毋误。”(源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:《宫中朱批奏折》)前文说不要增加新的贡品,但槟榔必不能少。
在嘉庆帝的要求下,粤海关几乎每年都要挑选质量上佳的槟榔进贡,送入宫中。
另一边,已经成年的小斯当东在嘉庆五年(1800年)被聘为广州商馆的书记员,他努力学习中文,想用中国传统交际手段,获得中国人的认可。
嘉庆二十一年(1816年),英国使团再度访华,小斯当东担任副使,他准备了诸多精美的礼物,比如金盒、金碟、银盘、鼻烟壶等。比起马戛尔尼的那些科技产品,他的礼单几乎全是奢侈品,假如他能知道嘉庆帝的喜好,也许礼单之中就会添上槟榔的名字。
或许,当小斯当东觐见嘉庆帝时,会想起多年以前面见乾隆的那段时光,想要在充满隔阂的对话中释放善意,乾隆赠送的槟榔荷包给了他巨大的启示。
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,槟榔在每个时代都留下了独属于它的故事,在这些异彩纷呈的故事之中,友好与尊重是其不变的底色。事实证明,槟榔不仅仅是流行于宫廷的珍品,更是一种具有厚重内涵的文化符号,代表着中国至高的礼仪和独特的情怀。
参考文献:
斯当东:《英使谒见乾隆纪实》,群言出版社,2014年
马戛尔尼:《1793 乾隆英使觐见记》,天津人民出版社,2006年
张懿德:《论乾隆帝对马戛尔尼使团态度的转变》,《阴山学刊》,2017年第1期
郭声波、刘兴亮:《中国槟榔种植与槟榔习俗文化的历史地理探索》,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,2009年第4期
张恩迅、申玲玲:《瘴气、瘟疫与成瘾:地方社会变迁中槟榔食俗的传播与重构》,《民俗研究》,2021年第1期
郭硕:《六朝槟榔嚼食习俗的传播:从“异物”到“吴俗”》,《中南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,2016年第1期
富利证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