乾隆五十八年（1793年）好股配资网，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来到中国，以祝寿为名拜见乾隆帝。这是清朝和大英帝国第一次正式外交谈判，在中外交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当时，已经80多岁高龄的乾隆帝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处在历史的旋涡之中，在他看来，英吉利国王诚心向化，实在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。
这使得双方的交流从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“误会”的色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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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国人来华的主要目的就一个：贸易。
清廷自认是天朝上国，地大物博，仅留广州一地与“蛮夷”通商，英国人来做生意，处处受限。为了打动乾隆，马戛尔尼准备了非常多的礼品，除了贵重之物外，还有像天象仪、太阳系仪、地球仪、闹钟、手表、火炮、望远镜这样的科技产品。
在英国人眼中，礼物是潜在的商品，但在中国人看来，不过是贡品罢了。这些玩意确实精巧，可有什么用呢？
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前夕，英国方面先命人向两广总督呈交了一份公函，说明遣使意在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，目的是开放广州的贸易。两广总督郭世勋看到此文，大概率会觉得洋人什么都不懂，中国的皇帝怎么会与蛮夷国王平起平坐、对等商谈？于是他浅浅“翻译”了一下这份公函，上报给朝廷。
乾隆看到的译文大概是这样的：英国国王听闻天朝大皇帝八旬晋二大寿，不能进京祝贺，惶恐不安，于是备下重礼，呈给皇帝。愿皇帝准许两国永远交好，英国国王感激不尽。
郭世勋还上了一道奏折，拍乾隆的马屁，说英国来朝是千古未逢之盛事，满朝大臣纷纷附和，乾隆心里乐开了花，允许马戛尔尼使团入京，并安排沿海各省官员注意接待。
来京途中，马戛尔尼发现船上被清朝官员插上了“英吉利贡使”的旗帜，他当即提出抗议，明确声明自己是英王派出的平等特使而非“贡使”，但为了与皇帝见上一面，他也只能暂时隐忍，尽力维持自己作为英王特使的尊严。他多次拒绝向清朝官员行叩头、跪拜之礼，乾隆起初极为不满，只是为了不影响祝寿事宜暂未强硬逼迫。
但双方围绕觐见礼仪的争执始终没有平息，乾隆越发担忧英国使臣不肯臣服，这难道不是对天朝皇权的冒犯？他通过官员明确传达立场：朕乃天下共主，无论使者还是英国国王亲临，都需行三跪九叩之礼，马戛尔尼坚决不同意，坚持以单膝下跪的英式礼仪觐见。一直到会见前夕，双方仍在反复交涉。此时，乾隆已是由喜转怒，下令限制使团的出行自由，并降低他们的伙食标准。
乾隆五十八年（1793年），乾隆在热河避暑山庄万树园接见了马戛尔尼。马戛尔尼是否行了跪拜礼，中英双方各有说辞，实则最终达成妥协，他以单膝下跪之礼完成觐见，并如愿递上了英王的书信，提出了通商的请求。直到这时，乾隆才彻底明白马戛尔尼来华绝非单纯祝寿，其提出的通商请求本质上是想要突破清帝国的朝贡体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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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双方争执不断，但宴会依然是其乐融融的。
双方互换了礼物，乾隆赠给马戛尔尼一柄玉如意，要他转赠给英国国王，接着又赐给他一件如意。马戛尔尼献给皇帝两个镶着钻石的金表，英国副使斯当东则呈上了两只汽枪，他打量着这位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，内心十分感慨：“自始至终皇帝看来非常愉快自如，绝不像外间描写的那样阴郁沉闷。他的态度很开朗，眼睛光亮有神。”
然而，双方因为语言不通交流起来特别麻烦。乾隆询问使团中有没有会讲汉语的人，却惊讶地发现有位12岁的少年能够说汉语。
原来，这位少年是副使斯当东的儿子。斯当东曾在欧洲寻找会讲汉语的中国人，只找到了一位“李先生”，担任使团的翻译。他的儿子小斯当东对中文十分感兴趣，在使团穿越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旅程中学会了书写工整的汉字，并能简单说点汉语。
到广州时，斯当东发现“他（小斯当东）肯定没有成年人那么刻苦，但他感觉敏锐，口齿更加灵活，结果证明他已经算是一个较好的译员了”。于是，李先生和小斯当东成为英国使团仅有的译员，所有最重要的觐见都由李先生和小斯当东做翻译。
乾隆十分喜爱这位聪明的小男孩，他把小斯当东叫上前来，让他说几句中文，小斯当东对答如流，引得乾隆龙颜大悦。乾隆欣然从自己腰带上解下一个槟榔荷包，送给小斯当东。
荷包不大，黄色丝绸质地，绣有一个五爪金龙，是身份的象征，更重要的是，这是乾隆的亲近之物，意义重大。
当时，槟榔在皇宫非常流行，北京故宫博物院便收藏有清宫的槟榔、槟榔片、炒槟榔等文物。荷包，作为皇亲贵胄的饰品，常见的就有香囊、烟荷包、槟榔荷包等。要是不爱槟榔，乾隆帝怎么会随身携带一个槟榔荷包呢？
乾隆还曾在宫中做了三件精美的伊斯兰白玉盒，用于盛放槟榔，至今白玉盒还被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对于这个寄托着皇帝爱好的槟榔荷包，小斯当东当然明白其中的意义。据他回忆，“皇帝赠我父亲一块与大使一样的玉石，解下他身上的一个黄色荷包送给了我——特殊恩典。”
雷霆雨露，俱是君恩。乾隆很快打发这些英国人回国，丝毫不想提通商一事。对于两个相互疏远的大国，要想一下子达成某种共识是不可能的。
在马戛尔尼黯然回到广州的路上，乾隆下令官员安抚英国使团，主要的方式就是提到皇帝的赏赐，让他们不要太过害怕。或许，小斯当东看到手中的槟榔荷包，便会感受到这位八旬老人释放的一些善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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槟榔，作为一种南方的特产，很早就风靡全国了。上至帝王将相、文人墨客，下至黎民百姓，都钟爱它的风味。
东汉时期，出身岭南的杨孚将自己家乡的槟榔写进《异物志》之中，即“槟榔，若笋竹生竿，种之精硬，引茎直上，不生枝叶，其状若柱”。
当时，中原地区的人们对岭南还很陌生，自然将槟榔视作远方的稀奇水果，就像椰子、龙眼、荔枝一样。
至两晋南北朝时期，槟榔进一步内传。北魏杨衒之的《洛阳伽蓝记》记载，吴人喜欢“手把豆蔻，口嚼槟榔”，说明槟榔已经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流行“零嘴”。
刚开始，槟榔在贵族和士人之间流行。比如《南史》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，南朝宋的开国大臣刘穆之早年家贫，曾在妻子江氏娘家求食槟榔遭妻兄戏谑，嘲笑他竟妄想索要只有名门贵族才能享用的美味。后来，刘穆之辅佐刘裕开创基业，官至丹阳尹，反常地提出请江氏兄弟一聚，妻子江氏疑其欲报复，甚至声泪劝阻。刘穆之却说：“本不匿怨，无所致忧。”意为不隐藏内心的怨恨，便不会积累精神负担。在宴聚过后，刘穆之“以金柈贮槟榔一斛以进之”，送给江氏兄弟一大金盘子槟榔，彰显出了自己早已不同于往日的身份地位，通过这种坦荡直率的方式，有力地回应了当年的嘲弄。 刘穆之到妻家讨要槟榔，其实是南方的习俗。西晋嵇含在《南方草木状》写道：“彼人以（槟榔）为贵，婚族客必先进，若邂逅不设，用相嫌恨。”可见，槟榔及其风俗已经走进了士人的生活。
宋代之后，槟榔飞进了寻常百姓家。如北宋泉州设市舶司后，便出现“琼人以槟榔为命，产于石山村者为最良，岁过闽广者不知其几千百万也”的现象。再如南宋《岭外代答》所书“自福建下四川与广东、西路，皆食槟榔者。客至不设茶，惟以槟榔为礼”。
到了清代，槟榔又在北京大火。由于远离产地，北京只有干槟榔，但贵族和士大夫非常喜爱，时常嚼食。《红楼梦》第64回写道：“贾琏因见二姐儿手里拿着一条拴着荷包的绢子摆弄，便搭讪着，往腰里摸了摸，说道：‘槟榔荷包也忘记带来了，妹妹有槟榔，赏我一口吃’。二姐道：‘槟榔倒有，就只是我的槟榔从来不给人吃’，贾琏便笑着，欲近身来拿。”
可见，槟榔架起了横跨帝王将相、文人墨客、市井百姓的桥梁。无论是在婚丧嫁娶之中，还是在社会交际方面，它都是待人接物的贵重之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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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隆，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，于1799年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程。
他的儿子嘉庆帝继承了父亲对槟榔的嗜好。嘉庆九年（1804年），嘉庆皇帝给粤海关监督延丰的奏折批注道： “实心勉力裕国，通商一切要务随时密奏。朕常服食槟榔，汝可随时具进。”（源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：《宫中朱批奏折》）国事在前，私事在后，可见槟榔在嘉庆皇帝心中的地位。
一年之后，他再度提醒刚到任粤海关监督的阿克当阿：“要紧贡物，遵循旧例，不必增添，一切勉之。惟槟榔一项，朕时常服用，每次随贡呈进，毋误。”（源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：《宫中朱批奏折》）前文说不要增加新的贡品，但槟榔必不能少。
在嘉庆帝的要求下，粤海关几乎每年都要挑选质量上佳的槟榔进贡，送入宫中。
另一边，已经成年的小斯当东在嘉庆五年（1800年）被聘为广州商馆的书记员，他努力学习中文，想用中国传统交际手段，获得中国人的认可。
嘉庆二十一年（1816年），英国使团再度访华，小斯当东担任副使，他准备了诸多精美的礼物，比如金盒、金碟、银盘、鼻烟壶等。比起马戛尔尼的那些科技产品，他的礼单几乎全是奢侈品，假如他能知道嘉庆帝的喜好，也许礼单之中就会添上槟榔的名字。
或许，当小斯当东觐见嘉庆帝时，会想起多年以前面见乾隆的那段时光，想要在充满隔阂的对话中释放善意，乾隆赠送的槟榔荷包给了他巨大的启示。
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槟榔在每个时代都留下了独属于它的故事，在这些异彩纷呈的故事之中，友好与尊重是其不变的底色。事实证明，槟榔不仅仅是流行于宫廷的珍品，更是一种具有厚重内涵的文化符号，代表着中国至高的礼仪和独特的情怀。
参考文献：
斯当东：《英使谒见乾隆纪实》，群言出版社，2014年
马戛尔尼：《1793 乾隆英使觐见记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，2006年
张懿德：《论乾隆帝对马戛尔尼使团态度的转变》，《阴山学刊》，2017年第1期
郭声波、刘兴亮：《中国槟榔种植与槟榔习俗文化的历史地理探索》，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，2009年第4期
张恩迅、申玲玲：《瘴气、瘟疫与成瘾：地方社会变迁中槟榔食俗的传播与重构》，《民俗研究》，2021年第1期
郭硕：《六朝槟榔嚼食习俗的传播：从“异物”到“吴俗”》，《中南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，2016年第1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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